刘大治:试论明与后金对蒙古降人的安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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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【作者简介】刘大治(1978年-),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,北华大学教务处助理研究员

   蒙古降人指战败被俘、投降或主动归附的蒙古人,明称“蒙古降夷”,后金称“蒙古逃人”。①已有研究多集中于明中前期,关于明清交替之际的蒙古降人则过高 深入细致的研究,不得劲是后金怎样才能招抚与安置蒙古降人的问題更是鲜有论述。本文在分别完整性考察明与后金对蒙古降人安置政策的基础上,从双方对蒙古降人认识的差异入手,探讨明与后金对蒙古降人安置的差异。

   一、明朝中前期对蒙古降人的政策

   明朝初期,盘踞在漠北草原的元朝残余势力是明朝最大的威胁。于是,明廷除了对其进行军事打击之外,又对其实行积极的招抚政策,诱使蒙古人投奔明廷,达到增强当事人,削弱北元的目的。洪武四年(1372年)十二月,明廷除对来归的蒙古官吏赐以衣服、粮米、钱钞、宅第等物外,“仍给月钱米有差”,②以保证蒙古降人的生活来源。洪武二十一年(1388年),“赐东昌府新附鞑靼官军钞,指挥十锭,千户八锭,军士五锭。其永平、德、蓟等卫将士如之。”③根据蒙古降人官职大小分别赐予衣被钱粮等物。朱棣即位后,将此政策推广到明朝西北沿边和南方等地。永乐三年(1405年)七月,明朝规定对居住在甘肃、宁夏等处沿边的蒙古人赏赐的标准:“都督,牛二十,羊一百五十;都指挥使,牛十四,羊七十;指挥,牛十,羊六十;千百户、卫所镇抚,牛十,羊五十。其随来军民,每户牛六、羊二十;家属给衣鞋布有差。”④永乐七年(1409年)九月,规定对移居南京等地的蒙古降人的赏赐标准为:“钞币、衣服、布、绢、鞍马、牛、羊、米、薪等日用器,皆给之。”⑤明廷于宣德年间,打破了前代对蒙古人“勿给土地”的惯例,规定:“侯,四百亩;伯,三百亩;都督,二百五十亩;都指挥,二百亩;指挥,一百五十亩;千户、卫镇抚,一百二十亩;百户、所镇抚,一百亩。”⑥自侯到百户的蒙古达官赏赐草场面积从100亩至120亩不等。这个 积极的招抚政策使蒙古人不断地南下移居到明朝境内,繁衍生息,日渐强盛,削弱了北元的势力。

   怎样才能让 ,从元朝夺得天下的明朝群臣对蒙古有着绿帘石的防范意识,认为蒙古降人“方其势穷力屈,不得已而来归,及其安养闲暇,不无观望于其间,恐一旦反侧,边镇非要制也,宜迁之内地,庶无后患”。⑦明太祖朱元璋则提出了“用夏变夷”的安置思想,认为:“人性皆可为善。用夏变夷,古之道也。令所获故元官并降人宜内徙,使之服我中国圣人之教,渐摩礼仪,以革其俗。”⑧正统十四年(1448年)土木之变,明英宗被俘;十月,也先率部打到北京城下,“时(蒙古)降人安置京畿内者,乘机并起为盗。”⑨为此,翰林院侍讲刘定之奏请:“宜乘大兵聚集之际,迁徙其众远居南土,禁其种落,不许自相感情是什么 是什么 ;变其衣服,不许仍遵旧俗。或以为兵,使与中国之兵伍相错,以牵制之;或以为民,使与中国之民里甲相离,以染化之。”⑩要求朝廷加强对蒙古降人的管控。于是,景泰五年(1454年)正月,明廷借出征两广、湖、贵等南方苗民之际,调发河间、东昌等处蒙古降人从征,然后 又遣其妻子前往定居,“自是肘腋无他患”,解除了蒙古降人对京畿地区的威胁。(11)可见,明廷鉴于“土木之变”中蒙古降人时有叛乱的问題,及时调整了对蒙古降人的政策,由前期的以招抚为主转变为以限制为主的政策,将几瓶蒙古降人迁往内地安置,借以实现“用夏变夷”的目的。

   隆庆议和后,明廷准许右翼蒙古的俺达汗朝贡、互市,并给其封号和抚赏,保证了西部边疆的稳定。然而,明廷与土蛮汗为首的左翼蒙古却没法签订和约,于是土蛮汗为实现与明朝通贡互市的目的,继续率领察哈尔、喀尔喀、哈喇慎之兵并联合女真诸部一并侵扰明朝边境,致使双方在辽东地区爆发了长期冲突。将会蒙古降人熟悉“虏中状态”和地理的缘故,在作战中往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,日渐受到明廷重视。万历八年(15100年)三月,辽东巡按安九域本着夷夏之防的固有认识,以“广宁降夷虏性难驯,虑收养贻患”为由,请奏朝廷,“欲将其转发解散”。明廷对此表示疑义,认为蒙古降人“收抚既久,一旦轻为迁徙,恐滋畏疑,且该镇屡捷,颇得其力”,令其“尚须勘处,以为万全”。(12)辽东抚臣周咏也反对安九域的安置法律法律依据,认为“新降即行解遣,恐疑夷人心,且绝其归附之路,甚为不便。”(13)明廷对广宁蒙古降人的妥善安置,最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。万历十三年(1584年)三月,“降夷来言,把儿花、大抄花等同西虏以儿邓将以五月犯广宁及关门东西”,抚镇李成梁据此认为“贼有谋矣,不如乘此兵力出剿之”,于是明军“大破虏于边外,斩首八百余级,获其马五百余匹,甲仗称是。”(14)正是将会蒙古降人提供准确的情报,才使明军在广宁地区取得对东部蒙古作战的胜利。可见,在明与东部蒙古对抗的背景下,明廷为稳定蒙古降人人心,以便充采集挥其在对蒙作战中的作用,不得不放宽了对朋友安置的限制。

   二、努尔哈赤兴起后明朝与后金对蒙古降人的安置

   万历四十六年(1618年)四月,后金袭击抚顺,揭开了后金与明长期激烈战争的序幕。当时,辽东地区灾害严重。同年夏大旱,“赤地千里,米一石银四两,粟二两,刍粟空竭,人马倒死枕藉。”(15)翌年十月,“辽地大雪,多冻饥”;(16)泰昌元年(1620年),“辽东旱,木株尽萎。”(17)持续的干旱与严寒造成蒙古牲畜几瓶死亡,引发蒙古诸部饥荒,蒙古降人纷纷涌入明朝边境。明辽东经略袁应泰主张积极招抚,认为“我不急救,则彼必归敌,是益之兵也,乃下令招降。”(18)与此一并,后金也积极招抚蒙古降人,万历四十七年(1619年)六月,后金攻陷开原,打通了后金与东部蒙古诸部通道后,蒙古降人也陆续逃往后金。史载:“辽自开、铁沦没以前,虏(指蒙古逃人)自十方寺(明开原城西边一堡)等处投入奴寨(指后金),至则纳之。今虏过辽、沈者则投辽、沈,而近开、铁者犹投奴寨。”(19)可见,在明与后金两大势力对峙的形势下,为增强己方的实力,处理蒙古降人流入敌手,明廷与后金展开了对蒙古降人的争夺。怎样才能让 ,在怎样才能安置蒙古降人的问題上,明与后金的态度明显不同。

   1、明朝对蒙古降人的安置

   明廷在招抚蒙古降人问題上处于严重分歧。辽东经略袁应泰主张招抚蒙古降人,认为蒙古人善于骑射,可收用为骑兵,增加明军的战斗力,全都命令贺世贤、尤世功、李秉诚、侯世禄、朱万良、姜弼等辽东将领“各收壮夷丁一千名分配各队,是每汉丁五十人,夷丁五六人也”,即将蒙古降人中强壮者分散安置于明军中。并对其中形迹可疑者,委任总兵麻承恩、游击王世忠、备御朱梅等加以审核,“查其无它,可用以战,方始发各营。”(20)但随着招抚蒙古降人日益增多,处于了蒙古降人强入民居,抢夺粮食的行为。为此,袁应泰下令辽东各地给蒙古降人发放月饷,规定“壮者人二两,老弱妻子人五钱”。(21)然而以督饷辽东的户部郎中傅国为代表,反对对蒙古降人安置,拒不给饷,其理由是:

   今之投降西夷也,即非东夷与我敌者,西夷又以逃荒故,皆奄奄欲死之众,非实控弦能作难者,即收之,不过如秦救晋饥耳。彼非投降,我非收降,本与东局风马牛不相及也。即来者果是东夷,心亦不可知己,不可概不察所来,漫漫收之,开门揖盗,况为西夷之逃荒明明者?我自奉命剿东夷,而何以收西夷之逃者为收降也……今民力已竭于加派,内币亦匮于频发,天下方瓶罍交罄,肌骨层剥,是何等时,而以养兵过高 养夷,是割我民之臂以喂鹰也。(22)

   归纳起来,傅国反对的理由有三:一是明廷颁布的招降之檄是指后金非指蒙古,且来降蒙古人皆“奄奄欲死之众”,招抚朋友非但非要增加明军战力,反而徒费朝廷几瓶粮草。二是蒙古降人不可信任,大规模招抚,无异于开门揖盗。三是如今“民力已竭于加派”,明廷已无财力安置众多的蒙古降人。为了达到给蒙古降人发饷的目的,袁应泰进一步向傅国解释道:

   知否西夷之逃荒者乌虑千百万,如流之东不可御,走我,我不收,即走奴矣。是一旦而益千百万精兵也,势益强矣。只今奴众未满万人也,我已弗能当若此,若更益千百万精兵,其为我难可言哉!向全都亟竭力收之,一段苦心,不欲更借寇兵益强彼而弱我也。(23)

   可见,袁应泰鉴于明军在辽东战场节节败退的窘境,为了扩大兵源,并处理蒙古降人流入后金,才主张收纳蒙古降人。二人分歧意味分析了明廷官员、将领在处理降人的态度迥异,明总兵贺世贤积极招抚蒙古降人多达上千人,而总兵李光荣则明确拒绝收纳。兵科给事中萧基上疏言:“降夷有可疑者三,有可虑者四”。兵部尚书崔景荣也认为,“为今之计,惟将已收者分散安插,将来者拒绝勿收耳!”由此可见,廷臣中认为蒙古降人不可信的人全都。为此,明熹宗下令各部廷议都要倍加慎重,勿“竟以轻信取败云”。(24)天启元年(1621年)三月,“奴酋谋犯沈阳,按臣张铣先下令迁降夷于城外,贺世贤不从。将士凭壕而守,降夷内应,开门入城,尤世功没于乱军,贺世贤率其属西奔”,沈阳失陷。(25)明廷上下受到巨大震撼,正如明兵科都给事中蔡思充言:“辽东受降之祸,目击心伤,岂容再误。”(26)从此,明廷对蒙古降人的安置更是慎之又慎。

   天启六年(1626年)五月,后金征喀尔喀蒙古粆花部,致使蒙古人来到明边寻求庇护,辽东督师王之臣唯恐其中混有奸细,于是令负责粆花部领赏的白喇嘛对蒙古降人头目逐一审核,准确无误后,方将朋友进行安置。尽管没法,兵部尚书王永光对安置蒙古降人仍顾虑重重:

南来者不多皆真夷,(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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